第二天，一觉醒来，感觉头脑十分清醒。令我深为惊诧的是，我竟然是身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的同伴们想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被送回到他们所住的舱房里去了。夜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同我一样地毫无所知，要想揭开这个秘密，只好等以后遇上机会再说了。
于是，我便想着离开自己的房间。我是再一次获得自由呢，还是依然是个囚徒？我确实是完全自由的！我打开舱房门，走到纵向通道，上了中央扶梯。头一天夜晚关上的舱盖现已打开。我于是便上了艇顶平台。
内德·兰德和孔塞伊已在那儿等着我了。我问了问他们，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睡得很死，什么也记不起来，发现自己身在自己的舱室里时，他们也颇为惊愕。
我们觉得依然与往日一样寂静而神秘的鹦鹉螺号，此时正漂浮在海面上，缓缓徐行。艇上似乎没有任何异样。
内德·兰德用他那犀利的眼睛观察着大海。海上茫茫一片，加拿大人什么也没看见，既不见船只，也不见陆地。此刻，西风呼啸，卷起阵阵排浪，艇明显地在摇晃着。
鹦鹉螺号换完空气之后，一直在海面以下平均十米深处行驶着，这样，它可以随时迅速浮出水面。1月19日这一天，鹦鹉螺号一反常态，多次浮出水面。每次浮出水面时，大副总要上到平台，接着便说出他那句说惯了的话来。
尼摩艇长没有露面。艇上人员中，我只见到了那个面孔木然的侍者，他像往常一样，按时地、默不作声地给我送来饭菜。
两点左右，我在大客厅里忙着整理笔记，尼摩艇长推门进来。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只微微地向我点了点头，我几乎都没有看出来。他没有跟我说话。我便接着做我自己的事，心里却在暗想，他会对昨天夜里所发生的不寻常的事向我解释一番的。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我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他脸色憔悴，眼睛发红，似乎一夜都没合眼，而且面带焦虑和悲伤。他在来回地走动着，坐下去又站起来，随手拿起一本书，随即又放下了，眼睛望着那些仪器，可又不像往常那样做记录。他的确是心烦意乱，坐立不安，焦躁不已。
他终于走到我的面前询问道：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是医生吗？”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么个问题，一下子给愣住了，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但并没有回答他。
“您是医生吗？”他又问了一遍，“您有好几位同事都学过医，比如格拉蒂奥莱、穆坎·唐东以及其他一些人。”
“是的，”我说道，“我是医生，当过住院医生，在到巴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工作之前，我曾行医数年。”
“那好，先生。”
我的回答显然令尼摩艇长感到满意。但我却不知他为何向我提出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便等着他再问，好根据情况做出回答。
“阿罗纳克斯先生，”艇长对我说，“您可否为我的一名艇员诊治一下？”
“他病了？”
“是的。”
“我这就跟您去。”
“请吧。”
我得承认，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艇员的病同昨天夜晚所发生的事有关。昨晚的那个秘密同那个生病的艇员一样，都让我感到十分关切。
尼摩艇长把我领到鹦鹉螺号的艇尾，让我进了艇员舱旁的一间舱室。
舱室床上躺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相貌刚毅，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我俯身探看那人。他不仅患病，而且身上有伤。他头上裹着洇出血来的纱布，用两只枕头垫着。我把缠着的纱布解开，那人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哼都没哼一声。
伤势非常严重，头盖骨被钝器击碎，脑浆都露了出来，伤口深及脑髓。脑浆中带有血块，宛如葡萄酒渍。他的脑子既受到挫伤又受到震荡。病人呼吸微弱，肌肉痉挛，脸在抽搐。大脑大面积发炎，以致感觉与动作非常地迟钝。
我替伤者号了一下脉。脉搏时有时无。肢体末梢已经变凉，我觉得死亡将近，无力回天。我又替他把纱布裹起来，弄弄好，然后转身向着尼摩艇长。
“他怎么受的伤？”我问他道。
“这不是关键！”艇长支吾着，“鹦鹉螺号撞了一下，机器上的一根杠杆断了，砸着了他。您觉得他的情况怎样？”
我迟疑着没有回答。
“您直说吧，”艇长对我说道，“他不懂法语。”
我又看了看受伤的艇员，然后说道：
“此人活不过两小时了。”
“就没有什么法子可想了吗？”
“没有。”
尼摩艇长的手颤抖起来，眼里也溢出了泪水，我原以为他生来就不会流泪的呢。
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个垂死者，生命正在逐渐地离他而去。灯光照着他的床，使他的面色显得格外地苍白。我看见他那聪明的额头上，大概是痛苦或贫困，过早地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想从他弥留之际的含混不清的只言片语中，意外地发现他一生的秘密。
“您可以走了，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艇长对我说道。
艇长留在垂危病人身边，而我则告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情被刚才的一幕弄得很不平静。这一整天，我心中都缠绕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夜里，我睡不踏实，常从梦中惊醒，仿佛听见远远地有哀歌声，如同葬礼时的圣诗一般。他们是不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做临终祷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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