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在电话里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省报有一位记者，可能听到了风声，知道临市正在搞一把刀试点，下来进行了几天的采访，写了一篇报道，然后亲自拿到市政府办要求核对事实，司徒不敢作主，建议李向东去见见记者。
这关李向东的事吗？关市长的事吗？他气得真想把司徒给撤了。他在陪地级市委书记呢，这市政府秘书长竟给他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电话。
他破口大骂：“这是什么事？要我一个市长处理？要我一个市长去见那记者？去向他解释？你这秘书长是怎么当的？晕了头了？昨晚的酒还没醒呀？”
司徒在电话里大气不敢出，等李向东骂完了，说：“那报道我看了，是抨击我们搞一把刀的，说中央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临市却另搞一套，走回头路，搞行业垄断，搞计划经济那一套。”
他说，这报道一出街，对临市肯定会造成巨大影响。
他说，我劝他不要报道这个事，说我们临市有很多值得宣传的东西，如果他感兴趣，我们会派人派车为他提供方便。可他就是不听，一定要见你。
李向东说：“他要见我，我就见他吗？”
他说，我不管他报道什么内容，不管他抨击也好，表扬也好，我都不会见他，也不可能见他。
他说，这是我负责的工作吗？这是宣传部一个小科长处理的事，你竟然要我去处理？你把他打发到宣传部去。这还要我教你去干事？
司徒说：“我也跟他这么说，他态度很硬，他说一定要见你，一定要听你解释，如果，你不见他也可以，那他就只好见报了。”
李向东跳了起来，说：“这什么意思？威胁我？一个小记者竟敢威胁我？我能任他摆布吗？这是什么职业操守？你还看不出问题？有这样的记者吗？我现在非常怀疑他的身份，怀疑他是不是记者！”
他说，好了，不多说了。你也别得罪他，你带他去宣传部，让宣传部处理。科长不能处理，让副部长处理，让常委部长处理。
司徒还抓住电话不放，说：“我不是为你着想吗？不是担心对你不利吗？这事应该是那些反对搞一把刀的人在背后搞鬼，他们要利用舆论的威力，阻止你。舆论的威力往往能产生轰动效应，会招惹许多预想不到的麻烦。”
李向东先把手机挂了，然后又把手机关了。
这天，李向东回到办公室，司徒没再跟他提这事，他也就没再追问，这根本就不该问，甚至连想起来，李向东都觉得自己没水平。
想不到，宣传部那边却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想不到那记者也真够牛，两天后，那报道果真就见报了。那是一份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报纸，比党报更敢说话，文章尖锐得就像一把尖刀。
李向东是听兵总在电话里说，才知道这事的。李向东是听试点镇的镇委书记在电话里说，养猪专业户们到镇政府上访才重视这个事的。一贯以来，十分重视宣传造势的李向东竟被新闻舆论狠狠地捅了一刀。
他先打电话给兵总，问他按国家规定要求，试点镇的养猪专业户有多少户符合条件，可以拥有屠宰权的。兵总不假思索地说，一户也没有。他还是不放心，问，数据准不准确？兵总说，完全准确，说不仅试点镇没有，就是全市目前还没有。
李向东就说：“你马上赶到试点镇去，向上访的养猪专业户解释清楚，要特别强调，他们拥有屠宰权是不符合规定的，是违法的。以前不规范，现在要规范。”
然后，李向东打电话给试点镇镇委书记，说兵总马上就赶到，协助他处理养猪专业户上访的事情。他说，如果，那些人不听劝，有过激行为，你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他们的上访是非法的，完全可以视为无理取闹。他强调，先礼后兵，但一定要压下去，否则，以后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更无法在全市铺开。
李向东布置完这项，就把司徒叫到办公室，问他那天是怎么应付那记者的？司徒说，他按李向东的吩咐，亲自把那记者带到宣传部的，还交给了一位副部长。李向东就说，这事是怎么办的？怎么会办得这么糟糕？他说，你先去给我弄张报纸来。李向东平时只看党报，市政府机关也多订党报，对那种社会类的报纸根本不宵一顾。
他说：“通知宣传部的常委部长，那位副部长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宣传部一共来了三个人，常委部长，那位副部长，还有一位宣传科长。显然，他们已经知道李向东召集他们来的用意，一坐下，常委部长就连忙解释。
他说：“那天我不在家，到地级市委宣传部开会了，回来以后，也没听到汇报，所以，刚刚才知道这个事。”
副部长忙也说：“那天，司徒秘书长把那记者带到宣传部，我正有个会要开，所以没时间亲自处理这事，就把那记者交给宣传科长了。”
责任一级级推到宣传科长面前。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科长，一看就知道是老实人，脸便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李向东便看看常委部长、副部长脸上堆着不满。
他想，这一个个都在推卸责任，想来抢功的速度也相当快的了。善于推卸责任的人，往往也善于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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