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广播喽！”
“听广播喽！”
民国时期的老百姓，晚饭吃得很早，不等天色黑尽就已经吃完了。原因很简单，天黑了需要点灯，要么费电、要么费油，早点吃饭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支出。
每当到了天黑之际，天津的底层百姓就端着小板凳外出，来到附近的店铺听广播。这是他们难得的休闲娱乐时光，带着劳累一天的疲惫，听几段相声、听几段京剧、听几首流行歌，就仿佛是享受了神仙日子。
袁三儿带着去年刚娶的小媳妇，乐呵呵来到巷口的杂货铺，这里门口坐满了人，从台阶一直延伸到街边。两边则是卖麻花、糖堆儿、瓜子、糖水的摊位，经常有人买上些吃食，小摊生意还算不错。
自从日本在天津挑动暴乱，天津的经济大受打击，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袁三儿虽然舍不得花钱，但还是对老婆说：“鲜儿，你要吃瓜子儿还是麻花儿？”
鲜儿瞅着零食摊咽了咽口水，笑道：“费那个钱干啥，听听广播就得了。我现在怀着孕，留着钱给咱们的孩子，以后供他读书不是更好？”
“就是怀孕了才要多补补，”袁三儿不等妻子反对，就走到瓜子摊前，掏出两枚铜板说，“称些瓜子儿。”
“好嘞！”
摊主也不嫌钱少，抓了一小把瓜子放在秤盘里，挑挑拣拣，扬着秤杆说：“秤旺着呢！”
袁三儿连忙托着衣摆接瓜子，献宝似的捧回去给媳妇儿：“鲜儿，快尝尝，这瓜子儿可好吃了。”
“嗯。三哥，你也吃。”鲜儿的俏脸笑开了花。
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一段广播、一把瓜子，就足以让他们对生活感到满足。
“久大精盐，中国驰名品牌，远销南洋的国货骄傲！”
“一碗喉温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程裕新茶号天津店隆重开业，正宗徽茶老字号，胡适先生喝了都说好。”
“……”
广告足足播了三分钟，有人抱怨道：“现在这广播，广告真是越来越多了！”
旁边立即有人反驳：“人家周先生开广播公司，免费给你听曲儿听相声，还不许别人打广告？”
“就是，这广告多点才好。要是接不到广告，广播公司关门歇业了，大家伙儿上哪儿听节目去！”众人纷纷附和。
如今天津的广播公司主要有两家，除了周赫煊的中华广播外，上海那边也来天津开了分公司。但老百姓还是更爱听中华广播，一来大家念旧，二来中华广播的节目更有意思。
广告结束后是一段京剧选段，袁三儿乐呵呵听着，不时看看身边的媳妇儿，感觉生活充满了滋味。
突然，广播里传来陌生而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晚七点闲话》时间，我是主持人周赫煊……”
“哗！”
店铺前的人轰动起来，他们虽然只是小老百姓，却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办广播且不说了，去年周赫煊运了好几船的粮食来天津，发往北方的各大灾区，那可是引起了大轰动，人人都说周先生是活菩萨。
“这回值了，周先生亲自做广播！”
“人家可是大学者、大人物，居然还来给咱们这些凑闷子。”
“周先生大善人啊，我听山东的亲戚说，那边已经有人给周先生立长生牌位了。”
“胡同口算命的刘瞎子说，周先生是文曲星转世，那可了不得！”
“我侄子还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学念书，每天中午有糙面馒头吃。那小子不仅长得壮了，学问也见长，报纸上的字儿都认得。”
“……”
只听周赫煊的声音继续从收音机里传出：“从一月份开始，天津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无疑就是电车涨价的事情。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几位嘉宾，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法学院长陈岱荪先生，欢迎陈博士来中华电台做客！”
陈岱荪说道：“大家好，我是陈岱荪。”
周赫煊又说：“还有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欢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继续说道：“最后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先生。张先生你好！”
张奚若说：“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张奚若。”
三位嘉宾介绍完毕，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白领中产阶级，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啊，平时很难见到的，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陶先生，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
陶孟和道：“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实上，天津的电车票价，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
周赫煊又问陈岱荪：“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是说自身亏损严重，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陈博士，你是研究经济、金融和财政的专家，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
陈岱荪侃侃而谈：“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剩下这2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到去年为止，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他们不可能会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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