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平均每年十五次，最多一次有一十八个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数量庞大的使团不断的来往大明，让当权者沉浸在一片王国来朝的巨大局面之中，惊喜的他们为了脸面，不得不重新开了宁波、广州、泉州等市舶司，无论是人员的安排上，还是规模上无疑都超过了宋代，唯一让人惋惜的是市舶司有接待来使的使命，却没有也有抽分收税的职能，不能形成独有的利益，没了利益的趋势维持，只能是昙花一现，除了让人偶尔想起昔日辉煌的场面之外，并无多大的用处。
杨峥重建市舶司，目的很明确，以市舶司为扭动，促进海上贸易，使大明从闭关之国走上海上贸易的大国，他相信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难事，随着海禁的解除，西洋之行重新开启，有着良好海军的基础，与西洋诸国的贸易开展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重新走上宋代的海上贸易，其实大有可为，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如何改变延续了数十年的祖宗规矩，要说大明文人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们前赴后继强权骨气的话，那最让人头疼的便是他们对祖宗规矩固执的认同感，这种固执感以至于杨峥对上一次开海禁还记忆犹新，再想到一百年后的嘉靖皇帝与文人的那场大礼争，这场争斗说起来不过使用儿子想认爹妈的问题，可满朝文武愣是不答应，引出了一场大礼争，前赴后继的文人你来我往骂得不亦说乎，迫使朱厚熜不得不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可即便是这样的结果，仍是没人没放弃，不得不说文人固执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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