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来国朝老百姓的忍耐力真的是很强，非常强。就算是苏府如此，只要是百姓能够勉强活下去，也是不会起来反抗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没人人介入，没有人挑拨，没有人煽动，甚至有人刻意压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只要是有人略一煽动，就会像是油锅中倒入了水一样，整个锅都会沸腾起来。
到时候会出什么事儿，甚至就连始作俑者，怕是都猜不到的。
论起影响力来，显然是后者更大，毕竟读书人闹事儿，到处都有，大的小的都不少，兴许闹得很大了，会引起朝廷和地方高官的重视，但若是小打小闹的，怕是私下就处置了。而民变则不同，现如今天下不靖，流寇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裹挟流民无数，纵横天下，大明官军追在他们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因此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便对这民变就格外的敏感——要知道，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民变处置不当被激发演变而来的。
至于破坏力，两者更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些生员们闹事儿，撑死不过就是嚷嚷几句，若是遇到某个落单的，说不得能一拥而上将其殴打一顿。主要动的是口，仰仗的是地方上官员对他们的支持看重，其实他们更多的，只是把声势给早起来，使得对方的名声臭了。而让对方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则是官府要做的，他们只是起到一个最初推动力的作用。
但民变一旦起来，那可就大不一样。
民变这两个字，包含内容可谓是意味深广，涵盖范围非常广。
几十个百姓闹事儿，砸了某家粮店或者是抄了哪个豪绅的家，这叫民变。几千流民暴民把县城给攻占了，把全县的士绅官员都给杀的一干二净，这也叫民变。像是李自成张献忠那等纵横天下，公开造反的，其实也叫民变。
但不管哪一种民变，反正伴随着的，都是大量的流血，杀戮，焚烧等等！
凶狠残暴。
国朝的老百姓是最温顺，最能忍耐的，但一旦他们被煽动起来，被疯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气度的疯狂，凶残。这一点，在历朝历代无数次起义中都得到了印证，说白了，之前忍耐温顺，不过就是因为自身没有实力，没有势力而已。而一旦城头变幻大王旗，原先被欺负，被欺压的人占了上风，那么便会疯狂的把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施加到之前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头上。
无论是国朝还是其他国家，莫不如是。
新的权力阶层肯定要对老的势力进行清洗。
远的不说，就说一个发生的最近的，而且也不算是太激烈的民变。
这是发生在崇祯六七年间，宜兴的民变事件，谢国桢的《明季奴变考》最早提到此事。实际两者不是一码事，这次豪奴非但不是变乱的主角，却是骚乱民众要打击的直接对象。
宜兴民变起于崇祯六年的正月，首尾大约三个来月。初因乡宦陈一教、徐廷锡两家的豪奴周文爙、张瑞、张凤等，在南刘、河桥一带收租勒耗，翻债取盈，逼献田地，吞占子女，闹得“人怨鬼怒”。
有人出头，力主对抗。出头的当然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而是在当地也有一点地盘、人气的陈轼、鲁教等人。他们在南刘庄、杨山村发难，倡议成立“禁会”，设誓演戏，大张禁令，严阻豪奴入境收租勒索。周文爙、张瑞等人试图利用县府“拘票”，带衙役收捕为首的“禁头”。因消息走漏，正月初七，陈轼等先发制人，纵火焚烧马家庄，欲将两豪奴围困烧死于宅中。两奴早已闻风逃逸，马家庄则被付之一炬，同时众民又焚烧了陈宦的南刘庄房。县府初欲调停放软，不料又发生乡居富户周启玄、张襄两家被抢，就将陈轼等人抓捕至县狱。
余众一不做二不休，二月十三日，焚烧陈宦河桥、亳村等庄，发掘陈宦祖坟。十四日烧塘头庄，十八日又烧川埠、蜀山、涧北等处庄房，徐宦竹园庄一所亦被焚毁。一时顽民闻风效尤，乡居地主欧明家被劫掠如洗，吴连庄、张渚镇等地遭烧抢，并由东乡弥漫至西乡，打行为业的一群流氓以借米为名，拥众抢劫市镇乡村富户，所在骚然。邻近的金坛、溧阳、丹徒等地也露“蠢动”之势。
大约在四月左右的时候，民变便是平息下去，只是损失却是极大。
不少乡绅地主都是被杀，房地宅院也被焚烧，财物损失极大。
可以想见，若真是民变起来，苏家怕是直接要被抹去了。
这倒不是董策比苏家更狠更毒辣，只不过是立场不同，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董策是武将，是贫苦军户出身，天然就跟那些读书人不是一路。而苏少游和苏以墨却都是乡绅地主家庭的读书人出身，父子俩还都有秀才功名。这等读书人闹事儿的传闻，他们可是知道不少，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里去。而董策出身低，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用百姓，用民众的力量。
不过就后果来说，绝对是董策的这个法子更加凶狠就是了。
黄季在老褚家里又呆了一盏茶的时间便是那出来，他实在是在那里呆不下去，人也不行，地儿也不行。只是细细的嘱咐了一通，老褚看在粮食的份儿上，自然是没口子的应承。黄季也不怕他不就范，这点儿粮食也就是够两三天的，若是到时候他打探不出个一二三来，直接断了供应，看是谁着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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