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内务委员会的报告在党内引发的冲击并不亚于一场地震,几百人的口供和分析报告,让大家活灵活现的看到了几百张细致入微的面孔。刘勇毅反革命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呈现出清洗的脉络。
刘勇毅作为会党的首领,曾经以“掮客”的身份向刘家铺围子的首领提供人力支持。人民党攻破了围子之后,刘勇毅就“失业”了。人民党直接建立的基层政权里面并没有“掮客”的空间,党直接与百姓们沟通,行政权力通达到根据地的每一个百姓身上。在这种体制下,刘勇毅并没有用武之地。加上人民党攻破了围子之后,刘勇毅失去了所有的手下,干脆就在地方上无法立足。
作为刘家铺的一名“地方人物”,刘勇毅面对这等窘境并没有束手待毙,他曾经试图救回刘家铺围子的首领,以求东山再起。为此,刘勇毅化装成灾民到了凤台县根据地,并且通过江湖关系混进了根据地的警察队伍。由于根据地防备森严,试图营救刘家铺围子首领的尝试失败了。在人民党劝导逃难百姓回到故乡的时候,刘勇毅不得不跟着百姓们返回了刘家铺。
回到刘家铺之后,刘勇毅发现人民党的基层组织比以前更加强大,自己想重操旧日的“掮客”生活根本不可能,于是他就萌生了推翻人民党基层政权,在刘家铺建立起属于刘勇毅自己的独立势力的想法。当然,刘勇毅光身一人是办不到这等事情的,他先联络了五河县以及周边地区同样身处“失业”地位的会党人员,那些人对新建成的人民党基层政府也极为不满,大家于是一拍即合。再加上裹挟了一些好吃懒做的家伙,这帮乌合之众就展开了对五河县刘家铺人民党基层组织的进攻。
在报告的最后,人民内务委员会总结道:农村的旧有体制中的“救济性小农经济”被天灾彻底摧毁了,曾经在一顶程度上负责“救济”的地主、宗族完全无力化之后,他们与人民的关系从有限合作变成了全面对立。在人民党摧毁了地主阶层之后,依附在这个体制上的会党们就同样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由于没有展开更大规模的调查,人民内务委员会并不能确定五河县之外的地区是否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人民内务委员会建议,在根据地内进行全面的调查工作。这批人因为可以在一顶程度上提供就业机会,所以也算是根植于人民中的“力量”。对于那些充当“掮客”的会党要严加注意,
齐会深是老党员,根据地初创时期留在上海工作,在基层里面名声不响。被陈克委以重任之后,不少同志心里面并不完全服气。这份内容翔实,分析清楚的报告提交给党中央之后,不少人对齐会深书记是刮目相看。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了。”路辉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说道。与会的同志们甚至连点头表示赞同的动作都没有,因为大家的想法与路辉天是完全一样的。在水灾期间,人民党主导的救灾模式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力量,人民如果不参与、不服从、不配合,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敌人和朋友的分界并不清楚,当水灾开始减轻,人民党的绝对主导力量开始减弱的时候,原本被天灾所掩盖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党主导的新制度与农村传统旧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就浮现出来。
路辉天看了看同志们专注的看着自己,他大声说道:“我们必须摧毁这个旧制度。作为旧制度基干的这批人,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的消灭掉。”
听了路辉天的这句发言,不少人脸上都出现了感到意外的表情。要知道,在人民内务委员会出发调查之前,路辉天是主张宽大处理的。路辉天当时认为这些参与了反革命事件的人大多数是被裹挟,而不是对人民党抱有什么真正的敌意。没想到报告一上来,路辉天就完全改变了态度,要求对这些人痛下杀手了。
路辉天知道同志们的想法,他坦然自若的说道:“同志们,我曾经提出过宽大处理的意见,那是在没有实际调查的时候做出的,在这点上我要做自我批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只是在当时掌握的情况下做出了我自己的判断。这份报告出来之后,我看到了地方上的实际情况,想法自然就有了变化。我得承认,我以前并没有感受到斗争的残酷程度已经是新旧两种制度之间的全面矛盾。在这点上我是有着很大不足的。鉴于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我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件事情上有着足够的认识。阶级斗争这件事不是一个玩笑,必须在脑子里确立这个概念。”
听了这话,政治局的同志们有些深有同感,有些则并不能完全理解。此时却听见有人开始鼓掌。众人一看,带头鼓掌的居然是陈克。不管是否是发自内心的,同志们跟着陈克一起开始鼓掌。
路辉天用一种感激的眼神看了陈克一眼,此时陈克的支持对于路辉天太重要了。作为温和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路辉天知道自己此时面对的压力。温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何足道与自己的情况不同,何足道的“温和”更多的是针对军队里面喊打喊杀的“强硬”作风。何足道当时的发言里面占据更多份量的是“谨慎调查”而不是“宽大”。何足道认为不该不经调查就武断的把所有参与者都划为反革命,然后把这批人一律处死。对于陈克组建人民内务委员会这件事,何足道是坚决赞成,而且提供了相当的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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