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隆景两个时代或许是大明文武官员们最为向往的时代了。
在文官而言，大明连年开疆拓土，几乎疯了一样吞并藩属，打击蒙鞑、瓦剌，每个月就多出一个县，甚至一个府。这些地方都需要官员治理，乃至于只要识字就能吃皇粮。
对于武官而言，北伐国策坚持到了第三年，兵部给了更多的编制，百分之八十的军官职位都虚位以待，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升迁问题。尤其大明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根本不是蒙古人能够抵御的，战役上的获胜毫无悬念。
对于百姓而言，生活却未必十分惬意。
按照《皇明通报》的说法，大明百姓在隆景三年摆脱了赤贫线，全体进入温饱线，美好得让人几乎不能相信。南方一直唱对台戏的《士林报》为此还特意深入山陕甘边疆，果然没有找到赤贫人家。
既然大家都能吃饱饭，为什么还不惬意呢？
因为在这道光彩炫目的光环之下，是所有赤贫人家都被强制迁徙去了河套、辽宁、海西、台湾、澳洲、安南——如今恢复了交趾布政使司的编制。
支持这种做法的士人认为，既然有些地方贫困得无法养活生民——有的地方数年不曾下雨，百姓每天只能喝一口水，更别提洗漱了——国家出钱将他们迁徙安置，这是千古德政。
这种看法多在牧民官中传播，因为他们走下去之后，发现人若不走，只能在当地熬死，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解决问题——难道还能让老天爷下雨？谁都知道祈雨只是心理安慰，当不得真。
然而也有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人生于斯死于斯，这份故土情节是应该被理解的。就算他们渴死饿死，也是求仁得仁，朝廷以强制手段，近乎流放地将他们送去边疆、蛮荒之地，这根本谈不上德政，反而是暴政！
朱慈烺并不介意这种声音，但凡说这种话的人多是不掌握资源的闲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掌握了军事、民生资源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对国策产生影响。至于那些杂音，权当给他们一个发泄口，消耗多余的精力罢了。
而且一旦这些人进入官场，牧守一方，他们也会立刻转变思想，为了百姓的生计，或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将治下赤贫百姓押送去朝廷指定的遣送点。
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之下，大规模的移民安置肯定不会和《皇明通报》上鼓吹的那样幸福美好，尤其是前往台湾、澳洲和交趾的百姓，虽然他们大多是南方人，但仍旧会死在地方传染病和瘴疠之下，这种“阵痛”恐怕要到第三代移民才能缓解。
不过大规模人口迁徙，以及严苛的移民、流放标准，却带来了社会稳定，几乎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当然，这也与警察局为了完成指标采用的钓鱼执法有很大关系。
大明人口的稀释，使得地价进一步下跌，农民继续耕种中下等的田地已经显得得不偿失，往往在地里撒一把最易活的苜蓿种子，然后让它们自生自灭。若是丰收了，除了家里喂牲口，还能拿去卖，也算一笔额外收入。
曾经只种在边角废地的番薯、土豆、玉米，如今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成片的土地。
虽然它们的用处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救命粮了。
时光如梭，朱慈烺终于在一连串的好消息之下等来了冬至。许多地方仍旧将冬至视作新年的开始，对于朱慈烺而言，冬至则是一年辛苦劳作终于结束标志。
在隆景三年，货币发行量终于能够满足广大国土的需要了，当然，这也有朝鲜、日本的功劳。大明从这两国进口了大量的钞票纸，质量并不比大明自己生产的差，而量却更多。
只要钞票能够稳定下来，朱慈烺也就不用担心国内的白银储备了。后世百姓都只关心手里的钞票，谁会关心国库里的黄金白银？只要大家淡忘了黄金白银，那么大明在对外的金融战中就有了可以动用的武器。
因为现在的欧洲还是金银本位，而且根本没有金融防御的意识。大明要想派兵打过去还不现实，但通过金融商贸对他们进行一轮不见血的掠夺，却并不困难。
这件大事了结之后，朱慈烺的心事就放了一半。
剩下那一半，就是太上皇帝出巡的事了。
崇祯和周后眼巴巴地又等了一年，还好宫中有皇太孙可以逗弄，也不觉得无聊，但对于久久不能成行还是颇有怨念。
“又是一年了，你那个天气预报还没弄好么？”周后催着朱慈烺道。
朱慈烺对崇祯和周后的拖延借口主要就是“天气预报”。开始只是采集气象信息，找到各地的气象规律，比如温度变化、旱季雨季、降雨量如何。在朱慈烺的说法里，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才能让南幸更安全舒适，是皇帝儿子的一片孝心，希望能够得到成全。
实际上气象局的设立则是为了指导农业耕作，也能防止地方官员滥报灾荒，借着天高皇帝远欺瞒朝廷，骗取救济粮。
至于预报本身则纯靠有经验的农老进行预测，可靠度极低，也属于“搭架子”的工作。
“气候问题倒是解决了，不过儿子觉得，如果明年再南幸大概更好些。”朱慈烺道。
周后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瞬间就被朱慈烺转移了注意力，问道：“为何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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