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
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
（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应列席。
（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
（三）国务卿在政事堂范围内应发堂谕。
（四）国务卿可召集各部总长开政事堂会议。
从上述情况看，徐世昌这个国务卿其实是在主持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
在法律上虽没有原国.务.总.理的地位，但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这应该是因为徐世昌任国务卿的缘故，所谓因人而设事。
因为这职权来自总统的授权，而没有法律保障，如果总统不愿意，这些权力可随时收回。
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实际是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世昌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
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八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九点钟即至总统府。至十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与袁世凯议论国事。十一点钟到政事堂办公，十二点钟午膳。有时陪袁世凯进餐，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二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十点钟。
政事堂下设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
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办公。
杨士琦、钱能训二丞则七点上班，把张一廏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世昌呈阅。
张一廏和袁世凯的关系也很深，是深得袁世凯信任之人。
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张一廏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世凯、徐世昌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一廏从中间联络。
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世昌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廷燮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
吴廷燮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写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
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
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世昌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
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
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世昌的特性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具体言之是“复古”！其实这可能有一定的误解成分。在晚清的重臣中，徐世昌决不是个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倒一直是求新变革的。
比如在戊戌维新中，他无疑属于维新派，只是因为识时务而没卷于其中。在立宪运动中，他不但是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属于立宪派中的激进者。而在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徐世昌所担当的角色，至少是主谋之一。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很浓重的复古味道，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和袁世凯在一起，始终是个参谋，是袁世凯的谋臣。也就是说，徐世昌的复古，秉承的是袁世凯的意愿。
客观上讲，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被赶出政坛，袁世凯政.府的骨干大多是清廷的遗老遗少，所谓旧人。
而袁世凯北洋系，从根本就是个旧东西。
当时的民国，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知道大总统和皇帝有何不同，不知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有何区别。
那个时候，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
一、民国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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