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缘由的。对于初学写文章的人，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应该是必需。而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哪一篇文章写得好，哪一篇文章写得差，是很难判定的。而且不同的人其观点也是不同的，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如果任由个人的随意性去判断，弄不好会有碍于公平。总要制定个标准，总要有个共同遵循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写文章是一种创作，把这样的活动装进一个死框子里，肯定是很坏的事。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真可谓“一法立，则一法弊”。
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很容易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科举制度不是选拔写文章好的人，而是选拔官员，我们不妨问一句：写文章好的人就会是个好官员吗？
科举制度的伟大在于，在那个一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封建等级社会，能给天下的读书人一条或许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关于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笔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已经谈及过了，这里就不在累述了。
反正不管什么事，就事论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将其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才有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但是，不同的是，他对八股文有自己的理解。大凡有大作为的人，一个必备的品质是善于独立思考，在这一点上，年少的蔡元培同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1879年始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始做制艺的方法，先做破题。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做的合格了，乃是做承题。约四五句。承题做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做的合格了，乃来做全篇。全篇的做法是其讲后。先做领题。其后分做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做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做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做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从床叠架了。”
蔡元培年少时，八股文作得可谓炉火纯青。除了自己的努力，还得益于他的恩师王懋修。
蔡元培曾说过：“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
尽量启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会事半功倍。
不仅如此，蔡元培的八股文还做成了他的独门绝技，就是被后来的人们誉为的“怪八股”。关于“怪八股”，我们后边再详加介绍。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或许越是别人读不懂，就越显得高深莫测，老先生们却很欣赏。“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
王懋修 (1840—1891)，字子庄，会稽 (今属绍兴)人。诸生，在府城斜桥设书馆教授学生二十余年，是八股名家。
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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