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不能不谈及美育，而一旦谈到美育，就一定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北大校长任上，蔡元培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育。”
他说：“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由于感情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
美育，又称美感教育。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美育”一词也是由他译自德文）。
在蔡元培看来，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善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
美育的独特功能，不仅在受美育的当时，能得到美的享受，可以“怡性悦情”，而且可以获得审辨美丑的能力。
他在《美学观念》中，把科学、道德、审美作了区别：“科学在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于欣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所以，美育还具有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
更进一层，美育还可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久而久之，就能培养“人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在他看来，要通过美育来培养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
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针对当时一股要在中国掀起倡导宗教的思潮，提出中国不需要倡导宗教，可以而且应该以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和宗教作了优劣的比较：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所以，我国只能美育来代宗教，而绝不能以宗教来代教育。
早在德国留学，特别是就读莱比锡大学时，他就对美育情有独钟。
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自写年谱》中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艺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他在德国，不仅听美学课，而且知行并重，自己还学弹钢琴、拉小提琴，把学到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
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1912年，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
由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先是设在南京，后又迁往北京，许寿裳和鲁迅也跟着到北京。鲁迅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的得力助手。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意见，由鲁迅起草一个教育部文件，予以推行。
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先是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后升任为社会教育司的佥事，主管的就是文博图书和美术教育。
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教育并不仅是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等，而是含括所有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
受蔡元培的委托，鲁迅积极在北京实施艺术教育，向社会推行美育，甚至在暑假中还举办美术演讲会。鲁迅在暑期的美术演讲就先后举办了四次，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之上作了发挥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文学艺术(总称为美术)的作用和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到北大不久，蔡元培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学。不止如此，他的更大目标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
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到，在十年之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而停止”。
而美学之课在北大一直延续。他请留法回来的张竞生来北大当专职教授，继续讲授美学课程。就在北大期间，蔡元培开始了《美学通论》的撰写，写出了《美学的对象》、《美学的趋向》等文。
在他之后制定的一整套教育改革方案中，艺术、艺术教育及美育占据了基础性位置。在他看来，“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这里的美育的目标人群，并不局限于艺术专业人才，而是着眼于以艺术为业余爱好、兴趣或素养的所有普通人。
“渺小的个体找寻宇宙的本体，在被其接纳与之合一的过程中获得喜悦与安宁。这种超越性的体验，过去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而实现。”
正是蔡元培，第一次为国人指出了，有一条叫做“美”的道路，一样可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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